学术自觉可以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看：
第一，研究的问题要有自觉。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自觉地立足于国情和民情，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设计研究议程。
当代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金矿”。说中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金矿”，一是因为中国本身是个自洽的文明体，超大规模的国家，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二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出现了许多西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解释不了的谜题。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地将宝贵的财力和精力集中到对这些谜题的解答上，而不是削足适履。比如，关于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道路就是个大命题。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没有走对外殖民、军事掠夺和武力扩张的道路，就不仅是国际关系学者要研究的，其实，从中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等多个学科视角，都可以对该实践给出有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只有对一个个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经济脉动原理、社会管理机制、国家独特属性等谜题竞相给出解释来，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自然就会屹立于学林。
第二，使用的概念要有自觉。概念是理论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从西方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在使用时则必须结合本土实际，自觉地进行辨析和鉴别。
概念自觉的核心，是警惕本国实践被别人概念来解释。近二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大举进入中国。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在中国很时髦很流行，似乎离开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国就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由于对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甚至评价体系的过度依赖，使我们的一些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处于国际知识生产的下游，替别人传销和打工。
当代中国研究不能成为别人解释和打扮的对象。中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需要自觉地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有用的概念。就社会科学而言，研究当代中国的核心线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概念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例如，有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周恩来早在1956年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谈到中国和平共处与不对外扩张称霸问题时，说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根本原因是“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国强不霸”，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制度保障的。那么，对我们研究者来说，就需要自觉研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如何保障中国不对外搞霸权和殖民主义，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就会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挺立起来。
第三，利用的材料和文献要有自觉。该问题包括两部分：其一，如何有鉴别地使用西方语言文献特别是英语文献；其二，研究过程中必须要尊重和保护本土文献。后一个问题应该上升到保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来看。
材料和文献使用的自觉，还应该有自信和自尊，去珍惜和保护本土科研文献。顾颉刚1928年就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1966年提出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比顾颉刚晚了近四十年，但是国内学者每提到这一史学流派起源时，几乎只引用汤普森，而对本国的顾颉刚几乎置若罔闻。对这次金融危机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作过透彻的分析，国内有的学者早在世纪初就对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可能爆发的危机提出过警告，但是经济学学者在分析这次危机原因的时候，很多还是只引克鲁格曼而不引中国学者的。
有人说“灭国先灭史”。我国现在重视抢救和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料和文献，这些史料和文献还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去使用，将其用活，否则，其价值也会打折扣。
第四，研究的立场要有自觉。自然科学可以没有国界，但社会科学一定是有国界的。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喜欢谈价值中立。其实，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没有历史观和价值指导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失去“意义”二字。例如，美洲大陆印地安人的灭绝是与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屠杀直接相关的。但是，新近的环境史和疾病史研究则不大谈这点，而是大谈西方人到达美洲大陆后带来了各种病菌，导致印地安人人口的急剧减少。这显然违背了基本的历史观，是在为殖民迫害史开脱罪行。在中国，有人认为圆明园被毁是中国人自己干的，英法联军的破坏甚至还没有中国人自己对圆明园的破坏大。这种研究也是没有立场和历史观的。作者：苏长和 来源：社会科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