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中国小说评选

生活给予的丰厚馈赠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3年03月26日    浏览次数:[]次

生活给予的丰厚馈赠

《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近日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郎伟教授继《负重的文学》(2002年宁夏人民版)和《写作是为时代作证》(2007年宁夏人民版)之后最新奉献的又一部文学评论集。至此,作者十年间的评论文章已近百万字。作为一个高校的文学教授,一直担负着繁重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任务,还有相当繁杂的行政事务和社会工作。这些睿智、精美的评论文章,几乎都是在教学的间隙精心构思,然后利用节假日写作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守护》的出版,是作者在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道路上的又一个界标。

读《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给我突出的印象,是作者除了保持一贯的评论风格,还有新异和可圈点之处。

优秀的文学评论总是跳动着作者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忧患之心,流淌着批评者对生活、时代和人本身的独特理解和新鲜感受。收在《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集子里的七十一篇文章,除了对现实的关注,还具有全局性特点。

第一辑“中国文学观察”,所收的26篇评论,既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全景式扫描与透视(《见证时代 点亮心灵》),又有对即将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深入思考(《文化大发展 恰逢其时》);既有对新世纪前后中国女作家创作特点的整体概括(《关于女作家的创作》),又有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意义的最新阐述(《中国文学的光荣与骄傲》)。可以这样说,从国家文艺政策,到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从国际国内文坛动向,到作家作品专论,都处于作者的研究视野之内。这种宽视野、大纵深的宏观性研究,使作者的评论呈现出了历史感和纵深度,也就有了厚重感和承载力。

对中国文学做这样的整体观察,要求站得高、看得远,能统揽全局。这需要研究者长期的积累和持续地关注,需要阅读大量的作品和文献,才能对当下中国文学全貌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进而准确把握。这还不够,研究者还应当了解国外文学情况,否则就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学之外,一叶障目,自说自话。可贵的是,郎伟做到了,他的关注点、思维向度、知识积累,都不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贯穿古今,跨越中西,在比较中发现问题,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宏观的全面性把握,因而令人信服。

郎伟作为人文学科工作者,其研究动力来源于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执著关注和对时代激情的拥抱。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对涌动着伟大时代汹涌文化潮流采取疏离态度的人,能够真正做好学问。值得说道的是,本辑中收入的十三篇“最新优秀小说推荐榜导读”,由于工作关系,这些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我,有的文章还不止读过一遍。从二O一O年十月由郎伟主持在《宁夏大学报》开办《持灯使者》读书栏目,每月一期,屹今已连续办了十七期,截止《守护》出版,已刊登的十三篇《导读》,都是在编辑的催促下完成的。按笔者想法,这些不算长的千字评论,对栏目主办者郎伟来说,本不必花费太大气力,其实不然。每月他要组织本师门研究生从选定的全国几十种很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中精心推荐十部优秀小说,由研究小组共同讨论,分别撰写评论文章,评论文章由导师郎伟修改审定,然后撰写《导读》。在写《导读》之前,对每期评选推荐的十部作品他是非得全部阅读的,“不认真阅读作品,写起来就觉得很不踏实,”这是郎伟对笔者催稿常说的话。有许多时候,他的《导读》是在凌晨两三点钟才写出来的,我们在报纸排版前几个小时,才急等到他的“米”下锅。

郎伟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评论和研究对象,看重的正是它与现实的亲和力。他认为文学批评不是寄生性和附庸性的,它的“根”应深深扎在人类生活和时代的丰厚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变幻不居的社会生活和绚烂多姿的时代风云,给予郎伟的文学评论以强大的背景支持。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古今中外文学大师对其精神滋养、优秀的文学作品深深影响的痕迹。

“郎伟是靠宁夏文学出的名”。这句话虽有调侃的意味,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郎伟是最早关注并持续跟踪宁夏青年作家的评论家。“地域性”是《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的又一特点。

第二辑“宁夏文学解读”收入了三十六篇文章,无论是篇数、页码还是字数,都占全书一半以上。本辑的文章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对宁夏文学的总体概述,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宁夏文学(《塞北江南花千树》),《宁夏文学创作的基本特色》《宁夏文学事业发展透视》,还有对新世纪以来宁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扫描(《托举宁夏文学的另一双巨手》)。两篇宁夏文学发展的年度报告,有“总结”的意思,内容似有重复,但从文学艺术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度,对宁夏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事实求是地讲了成绩,归纳了特点,指出了不足,对于宁夏文学发展的趋势及方向,作者有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很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应该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另一类文章是对宁夏作家作品的评论。笔者粗略统计,本辑对十六位宁夏作家作了专门评论,有的是多篇系列专评。比如,青年作家张学东从二OO八年六月到二O一一年五月,三年间几乎发表的每一部作品,郎伟都给予热情的批评。读本辑文章,能够清楚地看出:郎伟文学评论的重心在于对宁夏文学、回族文学、西部文学的探寻和阐释。盘点新时期以来的宁夏文学,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在这期间,从文学重镇张贤亮,到“宁夏新老三棵树”“西海固作家群”等等,均在全国发出了不小的声响。郎伟作为在宁夏评论界发表评论文章频率最高、密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高的文学批评家,是名实相符“宁夏文学评论第一人”。

郎伟的文学批评,带有裁判、法官的意义,但我们从他身上从来都看不出裁判员的高傲和法官的冷漠。他热情关注宁夏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位作家的作品,不论是文坛宿将,还是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新人,他都一视同仁,作者的最新作品、思维走向、艺术流变,甚至他们的家庭生活、举手投足,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在评论中给予肯定、褒扬、鼓劲,同时,也有善意的批评建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栽花,又挑刺。

郎伟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叫做“遵命文学”,他的热心肠和情面软,使他从不拒绝人家的约请,而每每应答别人为新作品哪怕写篇千字评论,都要费很大工夫。写作时,不仅重温现代中国名家和外国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还要翻检同时期国内外文坛的顶尖作品,以期让自己的评论有开阔的视野和精确的参照对比,这是很费心力的事情。

为正在行进中的宁夏文学做批评和研究,应该说是一种具有风险和挑战性的工作。郎伟从一九八五年进入宁夏文学研究界写作文学评论,迄今已近三十个年头了。作为一个最早关注宁夏青年作家的评论家,几十年来,他始终保持着连续跟踪、向外推介、深度研究的热情。如果说宁夏文学从“三棵树”长成了一片林,如果肯承认宁夏文学现在这样不凡的成就有文学评论之功,那么,三十功名尘与土,郎伟功不可没!

读“宁夏文学解读”,我们发现郎伟在每篇评论宁夏作家作品的时候,总是显示出对全国文学现状的极其熟悉,他是把宁夏作家的作品放在全国文学的板块中去审视去考量。对宁夏本土作家及其作品的极端熟悉,是他独一无二的优势,正因为如此,他对宁夏文学的评论和研究,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优秀的文学批评者总是超脱于被研究对象的。郎伟拥有足够的敏锐和睿智,充满不竭的热情和美好的理想,因而能够超越具体的批评与研究对象,成为杰出思想和艺术的创造者与开拓者。与其说郎伟的名气是和宁夏文学的名气一同提升的,不如说他是为宁夏文学而“负重”而“守护”的。这位以高校教书育人为主业的文学教授,义无反顾,已经把对宁夏本地文坛的关注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内容,是缘于对那些好作品的激赏,因而勾起他内心极大而持久的审美冲动,成为他无可逃避的写作内容。他还想把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第三辑“来自讲坛的声音”,只有九篇文章,六万余字,仅占全书的五分之一,这些文章具有“职业性”特点。《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作者立足于全球视野和时代的制高点,系统论述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与格局。文中例举了轰动一时的典型案例,如二O一O年河北大学校园李刚驾车撞人案,二O一一年佛山小悦悦死亡案以及全国媒体开展的“老人摔倒了,该不该扶”的讨论追问。从“文化与文化的功能”“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重建中国社会的文化秩序和规范”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除了知识和技能,学校还应该教什么?》是一篇中国教育的忧思录。该文深刻揭示了目前我国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如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各级各类优质学校的稀缺、从业者的德才与社会各阶层心理期待的落差等等。通过典型举例、分析论证,提出了中国所有学校教育应当担负的两种主要任务,即教给孩子们知识和技能;塑造孩子们高雅优美的人格。作者在文章最后不无忧虑地呼吁:“如果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人格教育之于学校教育的核心意义所在,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校只注重升学率而不教会学生做人的基本规范,使之成为心怀善意、深具教养的人,那么,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所有人就可能生活在一个遍布‘野蛮人’的国度。”我认为,这些令人警省的论断,与鲁迅当年“救救孩子”的呼号,具有同样振聋发聩的意义和作用。

本辑中有四篇文章是专门写给当代大学生的。有对刚入校新生的殷殷期望(《寄语大学生》),有对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毕业生语重心长的嘱咐(《毕业时节的叮咛》),有结合个人成长经历和治学历程,教导学生如何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良好学风的长篇谈话(《与大学生朋友谈良好学风的培养》)。尤其是《谈谈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和人格建设》,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作者“从两封信说起”,以古今中外特别是结合当下我国社会和大学校园里触目惊心的典型事件,由浅入深系统阐述了“人文精神的教育为什么必不可少?”“在大学生身上如何培养人文精神?”这篇讲稿作者不断修改、充实,在大学讲台上已讲了十多年,常讲常新,很受大学生欢迎。每次听完讲座,都有学生来《宁夏大学报》编辑部,通过编辑老师索要讲稿,并希望报纸上能刊登。可以这样说,这些课堂外的谈话,是八O后、九O后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乃至漫长人生道路上的教科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编在本辑中的最后三篇文章,是作者专门写给大学教师的,一篇是在宁夏大学优秀教师表彰会上的发言(《沉下心来 ,追求完美》),文中谈了自己从教以来的人生体会。另一篇是作者根据切身体验,谈科学研究促进课堂教学的体会(《让科研之花在课堂开放》)。值得特别言说的,是《怎样做一个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这篇写于二O一一年十月的短文,作为全书的“压卷之作”,我认为意义非同寻常。

刚拿到《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看目录,便大体了解了该书的体例。我先浏览了第三辑“来自讲坛的声音”。起初的印象,是觉得这些文章与“文学”似乎没有太大关联,编在文学评论集中,显得有些“杂凑”。等我读了全书后,再细细想来,突然有了一种意外的收获。

不必讳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深刻转型,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热情和责任担当意识降低,在财富第一、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读书人包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淡化甚至消失了本应有的使命、责任,渐渐蜕化为人生的“看客”和消费享乐大军中的一员。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市场经济社会,郎伟热爱教师职业,他给自己准确定位:上课与写作;教育与评论,他始终摆正先教课后写作;首先是教育工作者,其次才是作家、评论家。他让自己“内心必须建立神圣感和超脱感”;他在讲台上的激情和才华,源于“对知识和智慧喜爱及迷恋来自内心本能的冲动”;在这个散发着异味的追逐欲望、释放欲望的年代,他找到了“拥有安静与平和心态”的唯一方法,这就是:“小径容我静,大地任人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智慧的芬芳王国里,获得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的快乐和满足。这让他从年轻学子脸上不断看到彩色梦幻,成为一个“平静地迎接每一天日出和怀着欣喜遥望满天星斗的人”。这不仅是他的美好理想,更成为了一种坚定的信仰。因了这纯美、崇高信仰,既是他固执地“守护”心中女神不竭的原动力,也是成为一个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的奥秘之所在。

文学评论属于社会历史批评,倾向于采用政论式论文体裁。所以,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艺批评就是政论式批评,文学批评的“第一任务”,是将作品中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译成“社会的言语”,从而阐发出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普列汉诺夫)。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众多读者对中国文学批评界啧有烦言,认为有些评论装腔作势、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让人读不懂。郎伟的文艺批评,没有新名词、新术语、新范畴的狂轰滥炸,而是在借鉴中国传统文论时综合运用新方法,既敞开新内涵展示新视野,又不成为沟通读者与作品的障碍,不使文艺批评失去应有的诗意和活性。在他的文章中,很少或者根本看不到生涩枯燥的论证,而代之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和生动明晰的思维,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以获得一种既深刻而又不繁琐的穿透力。比如,评论查舜长篇小说《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开篇写到“青春”两个字时,郎氏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是怎样的一段色彩斑斓的日子啊!天是湛蓝色的,水是那种深透的绿,风儿是有情有意的,女孩子身上的芬芳是闻也闻不够的……”读这些文字,很难觉得这是文学评论,倒像是读“美文”。

中国古代作文,历来提倡文质相谐、并美,主张对人、情、物、理的描写要精确、优美。读郎氏著作,既可以感受到作者论述的透彻、真切,亦可以从简洁明快中领悟贯穿于字里行间作者的深沉情感和文字之美。从撷取材料到布局谋篇,从评述方式到题目构思,其写作路数、行文风格是一贯的,莫不暗含着从中国古代到现代文章大家的光荣之路。

郎氏对世界上最伟大的汉语怀有敬畏之心,对文字苦心经营,讲究语言的精雕细刻,这表现在对文章题目的用心打磨和充满诗性,是其评论写作的诗意呈现。比如:《浮云纷扰,岁月有情》《寻常巷陌,烟火气息》《塞北江南花千树》《我的心呦在高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这些高度简洁、凝练而又兴味盎然的题目,很准确地传达出了作家艺术家的风貌,进而表现出诗意的风致。这里,作家风貌与诗意的批评是同一性的,达到了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的完美境界。读郎氏的文章,读者会被理性的力量所征服,更会为字里行间所流贯的浓浓的优美诗情所陶醉。我觉得,他是一个具有作家禀赋的文艺批评家,其精神品格中所具有的抒情气质,使他的批评文字具有一种温润亲和、情真意切的艺术力量。

白居易曾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说的是文学应该关注社会现实,为天下苍生“鼓与呼”。郎氏则倡导“写作是为时代作证”,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读郎氏大量的批评文章,启人心智,催人思考,最为独特迷人的魅力是情感率真,敞开心灵,无不折射着时代的强光与色彩,充满着强烈时代感和眷顾天下的情愫,承载着思念与感恩,彰显着一个身处斗室、心忧天下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征风逐色欲望年代极其可贵的正义情怀。

读《欲望年代的文学守护》,比较作者五年前《写作是为时代作证》和十年前《负重的文学》的两部文集,从写作技术上看,显得更自如了。少了“负重”的峻急,多了“守护”的舒缓与从容。从原来的“大处”起笔,到如今“切实”说起,能领略到在平波水面之下深藏的波澜,这种“绚烂归于平淡”的境界,正可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郎氏谈到本书中的评论与多年前的文章相比,“从文字锤炼的角度讲”,自我评价是:“写得更简洁,更有力道了。”其实,在我认真读了本书,与前两本文集比照,除了文字的简洁、力道,从其中正、平和、良善的性情背后,透示出的是一以贯之的沉实、敦厚、诗意的文风,是大漠孤烟的浩瀚西北,滋润了他温雅敦厚的人生品格。他的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艺批评,奋发扬厉中不乏细腻内敛,铁马秋风中融合杏花春雨,毫无浮僻之气。

巴乌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最伟大的馈赠。”郎氏内心的诗意,源于对生活阳光和人间美的无尽追求,正是这种长久地以“发现美丽”的眼光看待生命和生活的审美心理机制,使他的文艺批评充满了缤纷的诗意,也给读者的心灵带来了温暖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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